環保意識在香港 (1):
環保與僧多粥少的文化
彭耀階
首次發表於96年大公報
自清末以來，中國即在內部朽壞和西方霸力東漸等雙重打擊下，長期處於動盪、戰亂和人口過剩的困境之中。張保民博士在「中國現代化的困境」一書中，詳細闡述了這處境對中國人的心態和行為所做成的影響。長期爭扎求存，會使人不自覺地把週遭事物皆只看成可否謀取到生計的工具。時至今日，香港的教師們偶然仍可以聽到家長這樣責備子女：「參加這，參加那，可以搵到食嗎？」張博士稱：「舉凡天下飛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土下鑽的，皆立刻成為他們積極羅致捕殺、徹底利用的目標。……中國「近代」文化的一些特色，就是僧多粥少的文化，金錢掛帥的社會和炫耀財富的惡習。」
香港人大多來自中國大陸，自然承襲了這些近代文化傳統。除此之外，港人更大多是為了逃避戰爭、政治動盪、生計無著等原因而逃難到香港。戰爭前香港只有數十萬人口，幾次難民潮使香港在短短三、四十年間人口驟增至三、四百萬。第一次難民潮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三次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可以說，香港是一個大避難所。上述中國近代文化意識再加上難民心態，港人自不然形成一套只看經濟利益和具備高度忍耐能力的思想、行為特質，而這兩者皆足以對環境保護的推動構成社會、文化性的巨大障礙。
踏入七十年代，港人漸漸走出貧困，似乎港府的放任經濟政策正好配合了當時極端有限的資源、空間和急速爆炸的人口，成為香港走向經濟繁榮的其中一項重要因素。不過，放任政策可以湊效於一時，卻不因此保證可以永遠湊效……。港府及港人慣於認同干預最少的經濟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但當香港經濟性或非經濟性的新鮮問題，如環境、出口、工業成本上漲、貧富差距擴大等，卻不是一味放任，問題使可以自行解決。尤其是環境公害，可說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其中一項最為頭痛，然而又最易為人忽視的副產品，要解決這問題，卻非得港府全力投入不可。鑑於上述中國近代文化意識和難民心態在現今香港社會內的廷續，我們很難期望環境保護可以像濟貧、助學般得到民間力量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