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覺的封建意識殘餘對近代中國的禍害

作者:彭耀階   Pang, Yiu Kai 

二○二○年

「在滿是歪理,不然就想當然的國度,我們要播下求真的種子。」

(本文所選取事例,旨在讓最廣大的中文網民群也能夠閱讀得到。)

 

遠古帝國、軍隊、侵凌的形成
農耕帶來田地樓房,帶來地主和農民間的主從關係,主從關係帶來操控人群的方法,操控人群的方法帶來軍隊。另田地樓房帶來村落,村落帶來物物交易墟市,物物交易帶來貨幣和分工,貨幣帶來進一步分工和財富。田地樓房、財富和軍隊一起令到主子們的權慾、物慾難填,於是四出征伐,終至建立帝國。芬蘭兩位人類學者法拉和蘇達保檢視先民遺骸當中,暴力致死個案有多少百分比乃死於戰爭,再對比古代採獵和早期農業社會,發現後者戰爭致死的百分比高出前者很多,於是將其發現刋登於二O一三年「科學」期刊。換句話說:   人類進人農業社會之後,戰爭才普遍起來;    而治史者所知的古代帝國,亦無一是由採獵社會發展起來的。所以說帝國是農耕的產物,應該不會出錯。

人類對帝國侵凌的回應
帝國乃以武力四出征伐建立起來,在早期帝國,戰敗者淪為奴隸,是赤裸祼又極端的剝削和被剝削關係,後來被剝削者或則引進宗教以作抗衡,或則組織起來推倒帝國,漸漸蜕變成由原本被剝削者稱帝的非赤裸剝削型帝國。宗教抗衡的最典型例子乃基督教向羅馬帝國傳播,終至將帝國由起初打壓基督教轉而為由基督教統治的神聖羅馬帝國。中國的漢朝乃半奴隸奮起推倒極端帝國的成功例子。西漢破天荒以一套在民間流傳的哲學思想為其統治哲理,道家的自然有道,無為而治,迅即達至全民生活安定的社會局面。漢中葉後則由漢武帝引入另一套流傳民間的儒家思想,並罷絀其他各家。朝政及經濟民生可能因此變差(漢武帝年老時亦曾經下罪己詔),卻確立了如此一套政治制度,即使是窮鄉僻壤內的農家田舍兒郎,只要發憤立志,同樣可以透過孝道及苦讀儒家經典而當官;   若官運享通,甚至可以晉身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承相高位,成為輔助皇帝,實質上執有治理國家最高權力之人。

理性不張的厎因
但即使是漢朝及後各朝代等改良型帝國,由皇帝,皇室成員,皇族,朝庭官員,地方官,地方士坤,族長,讀書人,延伸家庭等所形成的權力差序格局依然是其基本結構,權力差序格局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亦即一套是非判準的差序格局,是是非非皆由擁有較高權力等級者說了算,論事度理主要限於權力等級相若人等之間,這也是理性在中國向來不張的底因。

歐洲文明三大源頭
其他帝國不也具有類似的權力或是非判準的差序格局?何以我們又不評說西方世界理性不張?原來西方文明具有三大源頭,除了霸凌、講究權力差序格局的帝國源頭之外,尚有理性的和宗教博愛的,後兩大源頭都不是由帝國臣民所發展出來。理性源頭主要奠基於古代雅典,一個行直接民主制的城邦。柏拉圖在城邦內設立了世上第一所大學的前身:   學院。學院的進口牌匾上寫著「不通曉幾何者不得其門而入」。由當時所發展出來,沿用至今的

世上第一所大學的前身:   學院

幾何學,因其定理皆由嚴謹的基礎設定和推證而生,至今仍被視為知識的典範。世上最重要的幾門演繹科學,代數、幾何和邏輯,在當時已經給發展了起來。柏拉圖並且著有「理想國」,揭櫫賢人政治,其門生阿里士多德卻提出逆反論調,著政治學,高唱民主理論,兩師徒遂開啟了為時二千多年的政治哲學論爭,阿氏為背叛師門自辯的名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於焉傳頌千古。宗教博愛的源頭則脱胎自二千年前以色列的猶太教,其時以色列乃羅馬帝國的殖民地,被迫接受其統治和剝削。猶太神並非博愛之神,唯是猶太眾人當中,有一位木匠,一士諤諤,力排眾議,宣稱神是愛,每星期帶徒眾到曠野、大自然之中親近神,將萬軍之神一改而為博愛之

基督每星期帶徒眾到曠野、大自然之中親近神

神,教導徒眾改以愛心打動欺壓他們的人。今日通行聖經裡頭,描述基督在曠野弘教的章節十分稀少,乃由於今日通行版本的原文是希臘文。但四福音書分明是基督門徒所寫,其門徒很可能連當日羅馬帝國通行的拉丁文也不懂,當不可能以當日羅馬帝國的上層語言,只貴族們才有機會懂得的希臘文書寫,即是說,今日通行聖經中的四福音書,並非基督門徒的原文,亦非原文的翻譯本,否則羅馬天主教廷就不會以希臘文本作原文,而會以基督在世時以色列人的本土語言,阿蘭語作原文。但實情卻是,希臘文本乃是原本,這也是個令人費解的謎團。不過,一九四八年的一個重大考古發現,終於令到謎團露出解答的端倪。當年自死海岸邊附近出土到大批古籍,史稱死海古卷,當中找到由阿蘭語寫成的約翰福音,內容就充滿了基督在曠野、大自然中弘教的情節。後來又有學者在教庭的祕密檔案室中找到跟死海古卷相同的阿蘭語約翰福音,至此我們可以憑借此兩共同文本的出土證據併合出「唯一」可以圓滿解釋的歷史情節:   今日的希臘原文聖經,當中部分內容曾被羅馬天主教會或之前在羅馬傳教的教士所改寫,很可能被認為無傷大雅,只為更迎合當時羅馬城居人的口味而稍作更改。唯是這一更改卻非同小可,將基督的「博愛自然一神教」中的自然教義甩掉,令到基督教對後世的影響產生巨大變化!之不過,回到正題,基督的徒眾終能將這宗教弘揚,創立了基督教(包括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即一般人所知的基督教),並將之帶到承接了部分古雅典文明的羅馬,於是三股社化力量在羅馬帝國之內合流,交互衝擊影響,發酵,澎漲,終於導至千多年後歐洲啟蒙運動的誕生!

歐洲文明三大源頭與歐洲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在探索自然世界方面的果實,先有英國法蘭西斯培根提倡的歸納科學方法,然後是伽利略的行星繞日三定律,終至牛頓力學和萬有引力定律的誕生,確立了以歸納方法及或以精準數學描述物質行為和建立科學定理的方法。啟蒙運動在推動社會體制改革方面的果實,先後有英國霍布斯和約翰洛克於十七世紀中葉提倡以「社會契約」觀念建立公有國家,另再碰上該世紀初葉克倫威爾的貴族革命,將英皇查理一世處死,再將由克倫威爾一手

致殘的非民選國會「殘缺議會」解散,再一一挑選幹練兼有理想的人士重組「小議會」來執掌政務,該議會亦於克倫威爾離世後的1688年放逐不跟議會合作的英皇占姆士二世,改立其女兒瑪麗二世及夫婿威廉三世共同執政,再於1689年頒佈「國民權利與自由,兼皇位繼承法案」,成為世上第一套以法律條文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包括制訂該套法律的議會乃定期召開,和議員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法案,同時亦限定帝皇所可以享有的權力,史稱「權利法案」,這也是世上第一套以社會契約概念建立,並由人民共同擁有的「君主立憲國家」,史稱光榮革命。

權利法案


自由論者至此會對宗教博愛為啟蒙運動源頭之一產生質疑,古雅典的求真源頭已足夠引發後來的啟蒙運動在社會體制改革上的發展。賢人和民主的論爭,已足夠引發對國家價值的反思,由立國為君改為著眼於立國為民,已足夠取代為神弘愛的動機,成為社會契約的價值依據。反而千多年來教會一味宣揚人人一板一眼緊跟聖經行事,根本不可能以此激盪出社會契約此一抽象地實現立國為民的價值。更何況歷經千多年宗教統治,宗教博愛經已僵化為盲目教條,教民的善行總離不開贈醫派米,結果只做到將反對霸凌權勢、反對社會不公的聲音淡化、弱化了。再加上只管跟從聖經指引,由不加思索僵化成不善思索,令到他們造夢也沒法思考得出,原來是社會契約,國家公有等才是真正的善行,因為這才一舉將盤據在國家頭上的覇凌勢力根除。

這論點其實忽略了皇權的兇狠覇道,會令到普遍人變得麻木不仁,不會為了實現大眾福祉而推拷苦思,因此不要輕視教會慣性小善的作用,原來祂已無聲無色地,就像水滴石穿一般,將有權有勢者的鐵石心腸軟化了些許,才會偶爾薰陶了像克倫威爾般的貴裔發起革命,才會令他從芸芸國人中選出會被這些抽象的博愛論說打動之人,然後這些議員們才看得見承接著古雅典求真文明等啟蒙思想家的理性光輝,至此數千年來帝國相續的宿命才可以給打破。

啟蒙運動與帝國的紛紛倒下
一段段意外但巧妙抖結起來的歷史,終於讓理性、求真的文化得以發揚,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由帝國又帝國相續的文明,在對比之下,自然會顯得理性不張。幸而,在過去三百多年,契約社會之風漸漸吹遍全球,1776年北美獨立戰爭,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國亦於1911年成功推倒帝國,建立主權在民、法律公訂的國家,唯是這個建築於浮沙之上的制度只維持了沒多久,就被野心家所推倒。由此可知,這轉變並不表示國人就會馬上擺脫盤據中國人頭腦數千年的,以是非差序格局代替理性求真的思維文化,一則這思維習慣經已成瘾,不易甩掉,二則求真的方法,風氣,文化根本就沒有隨著帝國的崩塌建立起來,全國的書塾雖則都改成西式學堂,但學幾何若只學會硬記定理和應用,根本掌握不到這套嚴格的演繹推證系統如何建立起來。學科學的目的就是打造堅船利炮,已經是高檔次知識分子的想法,等而下之的,則無非借科學發財,辦工業。

面子文化的形成
對求真的防礙,則以地位面子為最。若你跟所有人同一地位,還有什麽面子可言?人家「俾面」你,無非因為你有高於其他人的地位。你的地位怎來?在舊日中國社會,錢的作用可以,但不太大,最大作用還是當官,向政權靠壟!那就當然不能不以皇帝或當權者的一套為依歸,頂多都是拿那套儒家統治哲學出來平衡一下。地位爬升可並不是易事,不過,只要四周的人,其地位都比我低,我還是「有面」了。所以,中國人對親朋鄉里都具有二重矛盾,一方面愛群聚文化令人們一天到晚都需要在親朋鄉里間團團轉,好像沒有他們便活不了,另方面這種由朝到晚都要對著人,查實下意識都對得厭了,若還要跟他人有所比較,又難免經常將自己比下去,於是令到他們非常妒忌他人升官發財,或有所成;   反之,若看到身邊熟悉的人「衰」了,丢官破財,或事不成了,心頭郤又充滿了說不出的涼快!何以會如此矛盾?原來「面子」是相對性的,你縱使升不了官,發不了財,贏取不了忠孝節義,但人衰你不衰,你還是「有面子」了!

面子文化與求真的對立
這就是「面子心態」及其形成!不愛群聚之人,多見樹木少見人,一旦見到人,這人的出現令他們的生活多了生趣,這生趣令到他們比較容易以正面態度看待他人,面子心態也就沒那麼容易在不愛群聚者的頭腦之內發酵。面子心態還會輻射到地位意識之外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其他人對事物的意見、論說。認不認同其他人的,是俾面問題遠多於求真問題。你無地位,何解要俾面你?所以我們有「人微言輕」這個四字詞語。有權的便又不同,再不然就是建制之內的意見權威,像教授、某某高官局長之類。「如果我認同相若地位甚至地位較低者的意見主張論調,不亦即是抬高他的社會地位,不就即是俾面他!相形之下,我的地位豈不低了,我豈不「冇面」了?」中國人(部分治史者認為只應稱漢族人)若非皇親國戚,官宦人家,商賈大族,考獲功名等,其社會地位並無明確位置,正好是面子掛帥文化加上普遍人的不明確地位位置,令到人與人之間充滿地位高低比較心態,這心態亦令到普遍人非常小心奕奕,不要無端把別人的地位拉高了,以免相形之下令到自己「冇面」了!

所以中國人一般都不意識地不聽地位齊平者或較低者的意見、道理,並立即啟動上意識的選擇性搜證和刻意忽略等排拒意見、論說功能,除非別人只是引述是非差序格局較上層的言論,或者人人都是那個想法才又不同。歷來中國(或只應稱漢人國度)的思想論著都只湧現於春秋時代,其後的零星立論者,多只敢透過撰寫古籍的注疏,甚至著疏的著疏來發表一下,實乃此等面子文化的社化結果。普遍人都懂得批評的中國人不團結,一盤散沙,查實乃植根於上述由權力差序格局所衍生的封建意識,再加上愛群聚文化所衍生的面子心態之上。遇事時,只有地位最高者、傳媒或群眾捧起的明星等的意見、道理會被聽取。當事態嚴重至權威及明星都連番敗事,以至人微言輕者都忽然因風雲際會,意見受到小小重視,小部分群眾、傳媒給他些許面子,甚至建制也扶他一小把時,郤即時令到另一部分人妒火中燒,將他群起攻之,自表面看,就是中國人(或只應稱漢族人)一盤散沙,遇事不團結了。

證諸歷史,真知灼見卻往往跟封建意識對著幹,開拓自然界科學知識的表表者,無一不是差序格局內的下層人物。甚至開創漢唐兩朝,歷朝以來最盛世的道家統治哲學提供者,也無非是個微不足道的,春秋時代諸侯國內的圖書館管理員老子。漢初破天荒引入老子的自然有道,無為而治作為治國哲理的蕭何,原本不過是秦朝時代一個替小小縣官辦事的書記文員,後來給一個平日一起喝酒論道的老友劉邦拉了去鬧起義,終至推翻了極端帝國秦朝,開創了中華首個改良型帝國,漢朝。由此可知,若能將封建意識自國人的頭腦中去除,各類真知灼見當可以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不會歷遍兩千多年中華帝國歷史,才讓理性的光輝微弱地閃耀了那麽十下八下。


封建意識在近現代社運參與者的頭腦內借屍還魂


今日帝國既倒,引入了社會契約這歐洲啟蒙運動的果實,國人頭腦內的封建意識是否得以去除?有一定作用,但仍遠未足以旋轉乾坤。甚至社會運動,乃至政治運動的參加者,他們即使懂得責罵保守勢力為封建堡壘,卻毫不自覺封建意識已經在他們的頭腦之內借屍還魂!他們只管模拜權威,響亮傳媒,及它們捧起的明星;   愛根據這些權威、傳媒和明星作主張,卻不愛運用自己的頭腦作了解、探討、推理,更不會聽取寂寂無聞者的真知灼見,根本就是上述面子文化的新世代版本。原來封建意識經已在漢族人改革者的頭腦內借屍還魂這一點,老早經已一再寫了在近代史的牆上,正正就是此等不自覺的封建意識殘留,令到漢族革命、革新者不斷重滔覆轍,百多年來連治史者也從沒有發現得到。最典型,及最令人掩卷嘆息的歷史例子就是辛亥革命。在一些歷史契機,一些偶發事件,一些革命軍人的熱血等碰撞之下,觸發了武昌起義,革命軍攻佔了武漢三鎮,得到了初步成功。

武昌起義
革命的爆發原來事出偶然,武昌地方新軍頭大多是革命黨徒,但起義的計劃敗露,都全被解除了武裝,給軟禁在營房內。工程營當中卻有一位兵員程定國,仍能祕密地保有一支手槍,在一位軍官巡視該營房並跟其他軍人發生衝突時,程定國突然發難,從背後將軍官一槍轟斃,另再將三、兩位聞聲趕來彈壓的軍官擊斃。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該營房內的革命黨頭目熊秉坤當機立斷,吹響集結哨子,隨即率領部眾攻陷楚望台軍械庫,奪取槍砲彈藥,宣布起義,並推舉隊官吳兆麟為湖北革命軍臨時總指揮,另還有排長蔡濟民和班長態秉坤一共三人為領導核心。

武昌起義, 進攻湖廣總督府



封建迷思之一:   軍階愈高,指揮能力必定愈好
吳兆麟指揮兵分三路於十月十日即晚進攻湖廣總督府,勢和破竹,翌日早上已攻克全武昌。自整個起義過程之中,足見熊和吳皆為非常出色的指輝和果斷的領導人,蔡則是中國同盟會湖北分會參議長,理應由他們三人繼續統領當地的光復戰鬥,直到匯合其他各處地區的起義力量之後,才再推舉起義軍的領袖才是。但令人非常遺憾卻是,革命只管革走舊有體制,卻並未革走革命黨人頭腦內的封建意識。武昌光復之後,革命同袍們竟然自慚領導人都只是「散仔頭」,並非高級軍官、將領,於是想到那位對革命思想不太反感的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根據曾經以死相逼黎元洪就範的革命軍人朱樹烈於回憶錄中記述,是革命軍將黎自床下底請出來,以槍威迫他當革命統領。黎於是從此扶搖直上,乃至登上民國總統寶座,並得善終,也可謂歷史對國人上上下下封建頭腦未改的嘲諷。

黎元洪出賣革命的論據
恐怕有點社會人生經驗的人都必會明白,你可以用槍威迫人當兵卒上陣,卻不可以用槍威迫人當將領指揮作戰,因為被迫者可以作靠害指揮,又可以跟敵方裏應外合……。而黎元洪之所以不願意作統領,就只有一個原因,他沒有革命豪情,而且認為革命風險太高,若然失敗,必帶來殺身之禍。為求自保,他必定會運用自己的權力,設法串通清廷。任何有社會經驗的人,代入他的無革命思想、自保心態加上被強行搏上戰車的憤恨,設身處地一想,都同意必定會作出串通清廷行動,所以此一論述是個以「可重覆公有經驗(指借串通以求自保的想法)」作依據的推理陳述,而非直觀式「應該會如此」的信念陳述。結果,到袁世凱揮北洋軍至該地進行清剿時,革命軍屢戰皆北,只能死守武昌,成為不久後孫中山提出跟袁世凱議和的戰局因素。從革命軍開頭每戰皆勝,至跟袁的北洋軍作戰卻出現戲劇性倒逆,屢戰皆北!還有不久後袁世凱找黎元洪當副總統,後來兩人兒女幼小成親……等,而袁跟革命黨自始至終皆處於敵對狀態,兩人上述事情除了是利益輸送,根本沒可能解釋得了。而袁之所以要輸送利益予黎,除了是黎透露軍情,甚至與袁裏應外合之外,黎還有什麼可以貢獻予袁呢?

封建迷思之二:   愈明亮的明星,必定愈英明神武
這一念之差,令至本來領導作戰異常出色的革命領導,卻由於他們自己或眾人嫌其建制地位低,要找一個軍界建制地位夠高的人出來,結果卻將一場偉大的民主革命夭折了,能不叫人掩卷嘆息?那麼,後來跟袁世凱的和談不是將敗局挽回了嗎?原來這又是另一個封建意識借屍還魂的故事!先前找黎元洪統領革命戰爭是還魂為「拜建制權威」,隨後聽任孫中山跟袁世凱議和則是還魂為「拜運動明星」,都是從不加思索,只管聽命權力差序格局最上層的心態所轉移而來。此話怎講?當年任誰都熟知袁世凱是個大野心家,連清廷都要解除袁的軍職,免得他會謀朝篡位。為什麼跟袁議和,讓袁做大總統,人人就都認為大野心家會老老實實當總統?任何人生經驗豐富的人都認為不會,熟識歷史的人更加明白,這類人必定會問鼎九五之尊。正正只因為孫中山這顆革命大明星覺得可行,認為只要規定他遠離北洋軍老巢,遠付南京就職,問題便可解決,全然一廂情願的想法。但卻因為孫中山是最明亮的一顆革命明星,再加上黎元洪不住在旁推波助瀾,人人便都熱議都不議便照辦了!!!這套思維當然更加未有顧慮到另些遠為覆雜的推拷,就是一旦清廷解體,選出總統,人人便都當作革命成功,只管舉杯慶功,革命軍團亦會解散,只剩下袁掌握軍權,到時袁若反悔,還有誰人可以阻擋?但是,即使不作此前瞻性推拷,恐怕多數人都會同意,大野心家不可能安安份份當總統;   如此議和,不啻是一場滿有面子的投降!

孫中山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途中,攝於上海火車站


難以致信的愚蠢決定:  
其實敗局也並非不可挽回,何况勝敗乃兵家常事,最重要是看全局。其時全國各省都在訓練新軍,結果都成了袐密招攪革命軍的温床。武昌起義成功之後,各省革命軍團亦相繼成功起義,到孫中山跟袁世凱議和之前為止,已有十五個省宣布獨立,並已派兵增援武昌,不久可以抵達。自形勢看,民意支持革命,列強同情革命,訓練有素的革命軍團亦為數不少,只要撤換黎元洪,重新整編軍隊,將各省革命軍團置於統一指揮之下,勝算當在一半以上。革命從來就是知其不可而為,大衛挑戰巨人哥利亞的行勁,更何況形勢經已變成旗鼓相當?更加要命的一點還是:   議和是一個自相矛盾、前後逆反的決定!前十次起義跟這次武昌起義,全都是強弱極端極端懸殘的拼死一搏,跟清軍作戰大有可能吃敗仗,每一起義革命軍人都必定心中有數,「預咗」(粤俗語)!何解至到好運到臨,闖出了一小片天之時,卻只因為吃了幾場敗仗便要和大野心家作出一個純粹一廂情願的城下之盟?恐怕只有大笨蛋或者大懦夫才會如此糊塗!

最重要是真知灼見,忠於求真
但沒有理由所有人都是大笨蛋大懦夫,除非都被模拜革命明星的心態蒙蔽了頭腦。原來時至今日,絕大部分人的心態都仍未改變:   「他/她若不是最「有料」,就不可能成為眾社運明星之首。」至於怎樣為之「有料」,最有謀畧、最有學問、還是最有相關認識,則從未釐清過。再觀乎今日社運明星,大多可以從未取得任何成績,卻都可以輕易成為眾星之首。此無他,關鍵無非得到最大媒體追捧,明星又夠勤奮,懂得抓握在每一個傳媒前的作秀機會,於是不住得到採訪,同時公關和組織能力又了得,借著傳媒給予的知名度滾起大量追隨者,就成了社運明星,甚至眾星之首。但一場社運的成敗,最關鍵還是對願景、問題或危機有深入透徹的認識,並且就著這真知灼見開創得出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全然不是因為明星夠號召力。結束為時數千年的帝國統治,靠的就是這麼些的創造:   社會契約、法律民訂、統治者民選、三權分立、法冶制度、基本人權,這都是數以百計求真者的研究接力,再得到無數大眾求真參與者的接受、推行才得到的成果。否則的話,從另外一些相似價值,但不循此途的革命運動結果不難發現,推倒了一些帝國,再建立起來的,即使改了頭換了面,都仍然是實質上的帝國。一群十七世紀英國政治明星的放逐英皇占姆士二世,改從國外迎回其女兒瑪麗二世及夫婿威廉三世共同接管皇位,查實只是整個結束帝國統治歷程的最後一步。

一子錯,民主成泡影
人的才能沒可能面面俱到,只顧著力於作起義宣傳,攪公關等,必會缺乏史識及社會洞悉,導致謀略也不濟,此所以社運名星往往都不是稱職的運動領導人,而真人則將大部份精力用於洞悉世情,探求出路方案,往往並不擅長,也不太熱衷於作宣傳、作傳媒秀、攪公關,於是亦難以滾動得起群眾對他們的支持。這時群眾若不自覺封建意識、面子心態仍然牢牢掌控著自己的頭腦,培養不起求真的素養和方法,腦子內就只有傳媒吹嘘的浮泛理念,於是追捧社運明星就當作參與社運。孫中山先前的十次起義,向來都只起到宣傳革命的作用,全都並無後續計劃,根本不會有可能成事。武昌起義之所以可能,全在於清廷迫於內憂外患,終於頒佈預備立憲,並於各省訓練新軍,結果都成為革命黨招㩜黨徒的温床,全不是孫中山或其他革命領袖的劈劃結果。所以,一旦意外取得初步成功,要孫中山真的進行運籌帷幄之時,卻可以犯下極為愚蠢的錯誤,當年孫中山身邊必有不少人看到這盅交易只是非常有面子的投降,但礙於孫是個革命萬人迷,於是乎還了魂的封建、面子會自人人的下意識中叫他們自量,革命明星的思慮又豈是他們的區區腦筋所能夠想得通?於是都不敢提出異議,不獨將千載一時的革命果實葬送掉,更令中國從此陷入豪強逐鹿中原的軍閥混戰局面,較之清朝末業,民主更之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