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全求真及方法論基礎之:
不自覺的封建意識殘餘對近現代中國的禍害
(Revised Edition)
作者：彭耀階
Pang, Yiu Kai Hong Kong
二○二○年七月
「在滿是歪理，不然就想當然的國度，我們要播下求真的種子。」
(本文所選取事例，旨在讓最廣大的中文網民群也能夠閱讀得到。)
有關作者彭耀階：
整全求真方法論及中國整全教育哲學開創人，中國學術界亦於201O年以其理論創立北京市整全教育科技研究院(Reference01以電腦進入後點擊右邊「整全教育理念研究」)
(Reference02)。
遠古帝國、軍隊、侵凌的形成
農耕帶來田地樓房，帶來地主和農民間的主從關係，主從關係帶來操控人群的方法，操控人群的方法帶來軍隊。另田地樓房帶來村落，村落帶來物物交易墟市，物物交易帶來貨幣和分工，貨幣帶來進一步分工和財富。田地樓房、財富和軍隊一起令到主子們的權慾、物慾難填，於是四出征伐，終至建立帝國。芬蘭兩位人類學者法拉和蘇達保檢視先民遺骸當中，暴力致死個案有多少百分比乃死於戰爭，再對比古代採獵和早期農業社會，發現後者戰爭致死的百分比高出前者很多，於是將其發現刋登於二O一三年「科學」期刊。換句話說:
人類進人農業社會之後，戰爭才普遍起來; 而治史者所知的古代帝國，亦無一是由採獵社會發展起來的。所以說帝國是農耕的產物，應該不會出錯。
人類對帝國侵凌的回應
帝國乃以武力四出征伐建立起來，在早期帝國，戰敗者淪為奴隸，是赤裸祼又極端的剝削和被剝削關係，後來被剝削者或則引進宗教以作抗衡，或則組織起來推倒帝國，漸漸蜕變成由原本被剝削者稱帝的非赤裸剝削型帝國。宗教抗衡的最典型例子乃基督教向羅馬帝國傳播，終至將帝國由起初打壓基督教轉而為由基督教統治的神聖羅馬帝國。中國的漢朝乃半奴隸奮起推倒極端帝國的成功例子。西漢破天荒以一套在民間流傳的哲學思想為其統治哲理，道家的自然有道，無為而治，迅即達至全民生活安定的社會局面。漢中葉後則由漢武帝引入另一套流傳民間的儒家思想，並罷絀其他各家。朝政及經濟民生可能因此變差(漢武帝年老時亦曾經下罪己詔)，卻確立了如此一套政治制度，即使是窮鄉僻壤內的農家田舍兒郎，只要發憤立志，同樣可以透過孝道及苦讀儒家經典而當官;
若官運享通，甚至可以晉身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承相高位，成為輔助皇帝，實質上執有治理國家最高權力之人。
理性不張的厎因
但即使是漢朝及後各朝代等改良型帝國，由皇帝，皇室成員，皇族，朝庭官員，地方官，地方士坤，族長，讀書人，延伸家庭等所形成的權力差序格局依然是其基本結構，權力差序格局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亦即一套是非判準的差序格局，是是非非皆由擁有較高權力等級者說了算，論事度理主要限於權力等級相若人等之間，這也是理性在中國向來不張的底因。
歐洲文明三大源頭
其他帝國不也具有類似的權力或是非判準的差序格局？何以我們又不評說西方世界理性不張？原來西方文明具有三大源頭，除了霸凌、講究權力差序格局的帝國源頭之外，尚有理性的和宗教博愛的，後兩大源頭都不是由帝國臣民所發展出來。理性源頭主要奠基於古代雅典，一個行直接民主制的城邦。柏拉圖在城邦內設立了世上第一所大學的前身:
學院。學院的進口牌匾上寫著「不通曉幾何者不得其門而入」。由當時所發展出來，沿用至今的
世上第一所大學的前身:
學院
幾何學，因其定理皆由嚴謹的基礎設定和推證而生，至今仍被視為知識的典範。世上最重要的幾門演繹科學，代數、幾何和邏輯，在當時已經給發展了起來。柏拉圖並且著有「理想國」，揭櫫賢人政治，其門生阿里士多德卻提出逆反論調，著政治學，高唱民主理論，兩師徒遂開啟了為時二千多年的政治哲學論爭，阿氏為背叛師門自辯的名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於焉傳頌千古。宗教博愛的源頭則脱胎自二千年前以色列的猶太教，其時以色列乃羅馬帝國的殖民地，被迫接受其統治和剝削。唯是猶太眾人當中，有一位木匠，一士諤諤，
基督每星期帶徒眾到曠野、大自然之中親近神
宣稱神是愛，每星期帶徒眾到曠野、大自然之中親近神，將萬軍之神一改而為博愛之神，教導徒眾以愛心打動欺壓他們的人。基督的徒眾終能將這宗教弘揚，創立了基督教(包括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即一般人所知的基督教)，並將之帶到承接了部分古雅典文明的羅馬，於是三股社化力量在羅馬帝國之內合流，交互衝擊影響，發酵，澎漲，終於導至千多年後歐洲啟蒙運動的誕生！
歐洲文明三大源頭與歐洲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在探索自然世界方面的果實，先有英國法蘭西斯培根提倡的歸納科學方法，然後是伽利略的行星繞日三定律，終至牛頓力學和萬有引力定律的誕生，確立了以歸納方法及或以精準數學描述物質行為和建立科學定理的方法。啟蒙運動在推動社會體制改革方面的果實，先後有英國霍布斯和約翰洛克於十七世紀中葉提倡以「社會契約」觀念建立公有國家，另再碰上該世紀初葉克倫威爾的貴族革命，將英皇查理一世處死，再將由克倫威爾一手
致殘的非民選國會「殘缺議會」解散，再一一挑選幹練兼有理想的人士重組「小議會」來執掌政務，該議會亦於克倫威爾離世後的1688年放逐不跟議會合作的英皇占姆士二世，改立其女兒瑪麗二世及夫婿威廉三世共同執政，再於1689年頒佈「國民權利與自由，兼皇位繼承法案」，成為世上第一套以法律條文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包括制訂該套法律的議會乃定期召開，和議員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法案，同時亦限定帝皇所可以享有的權力，史稱「權利法案」，這也是世上第一套以社會契約概念建立，並由人民共同擁有的「君主立憲國家」，史稱光榮革命。
權利法案
自由論者至此會對宗教博愛為啟蒙運動源頭之一產生質疑，古雅典的求真源頭已足夠引發後來的啟蒙運動在社會體制改革上的發展。賢人和民主的論爭，已足夠引發對國家價值的反思，由立國為君改為著眼於立國為民，已足夠取代為神弘愛的動機，成為社會契約的價值依據。反而千多年來教會一味宣揚人人一板一眼緊跟聖經行事，根本不可能以此激盪出社會契約此一抽象地實現立國為民的價值。更何況歷經千多年宗教統治，宗教博愛經已僵化為盲目教條，教民的善行總離不開贈醫派米，結果只做到將反對霸凌權勢、反對社會不公的聲音淡化、弱化了。再加上只管跟從聖經指引，由不加思索僵化成不善思索，令到他們造夢也沒法思考得出，原來是社會契約，國家公有等才是真正的善行，因為這才一舉將盤據在國家頭上的覇凌勢力根除。
這論點其實忽略了皇權的兇狠覇道，會令到普遍人變得麻木不仁，不會為了實現大眾福祉而推拷苦思，因此不要輕視教會慣性小善的作用，原來祂已無聲無色地，就像水滴石穿一般，將有權有勢者的鐵石心腸軟化了些許，才會偶爾薰陶了像克倫威爾般的貴裔發起革命，才會令他從芸芸國人中選出會被這些抽象的博愛論說打動之人，然後這些議員們才看得見承接著古雅典求真文明等啟蒙思想家的理性光輝，至此數千年來帝國相續的宿命才可以給打破。
啟蒙運動與帝國的紛紛倒下
一段段意外但巧妙抖結起來的歷史，終於讓理性、求真的文化得以發揚，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由帝國又帝國相續的文明，在對比之下，自然會顯得理性不張。幸而，在過去三百多年，契約社會之風漸漸吹遍全球，1776年北美獨立戰爭，1789年法國大革命，……。
至此懷疑論者又要夥同反社會契約辯士提出反駁，英、法兩個殖民大國，推倒了帝皇統治，建立起了民選政權之後，還不是繼續對外侵凌、擴張、殖民，又有何理性可言？原來這不過是滯後效應現象，若將之錯誤解讀，唾棄社會契約，很容易會陷人類於恨錯難返的境地。數千年帝國相續的積習，早已入骨入髓，極難期望普遍民眾可以於體制改革後隨即脱胎換骨。民主政體無非提供了不受政府壓制的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讓社會內的理性呼聲、力量可以發育、成長、壯大，歷經百多二百年，才終於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朿之時，影響才及至戰勝國為防止未來再度輕易又開啓戰端而成立的聯合國，讓非殖民主義首次在最高層的建制之內生根，將「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寫進了聯合國憲章之內，此後世上眾多殖民地於焉相繼走向獨立。聯合國更於1960年發佈「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時至今日，世上只有不足二百萬人仍舊生活於由外來人所統治的殖民地之內，對比1945年剛成立聯合國時的七億五千萬人，大致上可謂大功告成。自今日經己茁壯成長的理性普世價值觀之，歐洲民主國家往昔數百年的殖民史確然血跡斑斑，罪行馨竹難書，唯是人們亦可見證人權、法治確然自此等國家之內茁壯成長，並且發揮到自我完善的效能，從往昔輸出侵凌至今日一改而為輸出人權、法治、社會契約等普世價值，乃至不時被今日之惡權譏為「只管責人，不懂責己」，則西方世界在理性方面的進展和成就便可謂無庸置疑。
中國亦於1911年成功推倒帝國，建立主權在民、法律公訂的國家，唯是這個建築於浮沙之上的制度只維持了沒多久，就被野心家所推倒。由此可知，這轉變並不表示國人就會馬上擺脫盤據中國人頭腦數千年的，以是非差序格局代替理性求真的思維文化，一則這思維習慣經已成瘾，不易甩掉，二則求真的方法，風氣，文化根本就沒有隨著帝國的崩塌建立起來，全國的書塾雖則都改成西式學堂，但學幾何若只學會硬記定理和應用，根本掌握不到這套嚴格的演繹推證系統如何建立起來。學科學的目的就是打造堅船利炮，已經是高檔次知識分子的想法，等而下之的，則無非借科學發財，辦工業。
面子文化的形成
對求真的防礙，則以地位面子為最。若你跟所有人同一地位，還有什麽面子可言？人家「俾面」你，無非因為你有高於其他人的地位。你的地位怎來？在舊日中國社會，錢的作用可以，但不太大，最大作用還是當官，向政權靠壟！那就當然不能不以皇帝或當權者的一套為依歸，頂多都是拿那套儒家統治哲學出來平衡一下。地位爬升可並不是易事，不過，只要四周的人，其地位都比我低，我還是「有面」了。所以，中國人對親朋鄉里都具有二重矛盾，一方面愛群聚文化令人們一天到晚都需要在親朋鄉里間團團轉，好像沒有他們便活不了，另方面這種由朝到晚都要對著人，查實下意識都對得厭了，若還要跟他人有所比較，又難免經常將自己比下去，於是令到他們非常妒忌他人升官發財，或有所成;
反之，若看到身邊熟悉的人「衰」了，丢官破財，或事不成了，心頭郤又充滿了說不出的涼快！何以會如此矛盾？原來「面子」是相對性的，你縱使升不了官，發不了財，贏取不了忠孝節義，但人衰你不衰，你還是「有面子」了！
面子文化與求真的對立
這就是「面子心態」及其形成！不愛群聚之人，多見樹木少見人，一旦見到人，這人的出現令他們的生活多了生趣，這生趣令到他們比較容易以正面態度看待他人，面子心態也就沒那麼容易在不愛群聚者的頭腦之內發酵。面子心態還會輻射到地位意識之外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其他人對事物的意見、論說。認不認同其他人的，是俾面問題遠多於求真問題。你無地位，何解要俾面你？所以我們有「人微言輕」這個四字詞語。有權的便又不同，再不然就是建制之內的意見權威，像教授、某某高官局長之類。「如果我認同相若地位甚至地位較低者的意見主張論調，不亦即是抬高他的社會地位，不就即是俾面他！相形之下，我的地位豈不低了，我豈不「冇面」了？」中國人(部分治史者認為只應稱漢族人)若非皇親國戚，官宦人家，商賈大族，考獲功名等，其社會地位並無明確位置，正好是面子掛帥文化加上普遍人的不明確地位位置，令到人與人之間充滿地位高低比較心態，這心態亦令到普遍人非常小心奕奕，不要無端把別人的地位拉高了，以免相形之下令到自己「冇面」了！
所以中國人一般都不意識地不聽地位齊平者或較低者的意見、道理，並立即啟動上意識的選擇性搜證和刻意忽略等排拒意見、論說功能，除非別人只是引述是非差序格局較上層的言論，或者人人都是那個想法才又不同。歷來中國(或只應稱漢人國度)的思想論著都只湧現於春秋時代，其後的零星立論者，多只敢透過撰寫古籍的注疏，甚至著疏的著疏來發表一下，實乃此等面子文化的社化結果。普遍人都懂得批評的中國人不團結，一盤散沙，查實乃植根於上述由權力差序格局所衍生的封建意識，再加上愛群聚文化所衍生的面子心態之上。遇事時，只有地位最高者、傳媒或群眾捧起的明星等的意見、道理會被聽取。當事態嚴重至權威及明星都連番敗事，以至人微言輕者都忽然因風雲際會，意見受到小小重視，小部分群眾、傳媒給他些許面子，甚至建制也扶他一小把時，郤即時令到另一部分人妒火中燒，將他群起攻之，自表面看，就是中國人(或只應稱漢族人)一盤散沙，遇事不團結了。
證諸歷史，真知灼見卻往往跟封建意識對著幹，開拓自然界科學知識的表表者，無一不是差序格局內的下層人物。甚至開創漢唐兩朝，歷朝以來最盛世的道家統治哲學提供者，也無非是個微不足道的，春秋時代諸侯國內的圖書館管理員老子。漢初破天荒引入老子的自然有道，無為而治作為治國哲理的蕭何，原本不過是秦朝時代一個替小小縣官辦事的書記文員，後來給一個平日一起喝酒論道的老友劉邦拉了去鬧起義，終至推翻了極端帝國秦朝，開創了中華首個改良型帝國，漢朝。由此可知，若能將封建意識自國人的頭腦中去除，各類真知灼見當可以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不會歷遍兩千多年中華帝國歷史，才讓理性的光輝微弱地閃耀了那麽十下八下。
封建意識在近現代社運參與者的頭腦內借腦還魂
今日帝國既倒，引入了社會契約這歐洲啟蒙運動的果實，國人頭腦內的封建意識是否得以去除？有一定作用，但仍遠未足以旋轉乾坤。甚至社會運動，乃至政治運動的參加者，他們即使懂得責罵保守勢力為封建堡壘，卻毫不自覺封建意識已經在他們的頭腦之內借腦還魂！他們只管模拜權威，響亮傳媒，及它們捧起的明星;
愛根據這些權威、傳媒和明星作主張，卻不愛運用自己的頭腦作了解、探討、推理，更不會聽取寂寂無聞者的真知灼見，根本就是上述面子文化的新世代版本。原來封建意識經已在漢族人改革者的頭腦內借腦還魂這一點，老早經已一而再，再而三，重覆又重覆的寫了在近現代史的牆上，正正就是此等不自覺的封建意識殘留，令到漢族革命、革新者不斷重滔覆轍，百多年來連治史者也從沒有發現得到。最典型，及最令人掩卷嘆息的歷史例子就是辛亥革命。在一些歷史契機，一些偶發事件，一些革命軍人的熱血等碰撞之下，觸發了武昌起義，革命軍攻佔了武漢三鎮，得到了初步成功。
武昌起義
革命的爆發原來事出偶然，武昌地方新軍裏頭大多是革命黨徒，但起義的計劃敗露，都全被解除了武裝，給軟禁在營房內。工程營當中卻有一位兵員程定國，仍能祕密地保有一支手槍，在一位軍官巡視該營房並跟其他軍人發生衝突時，程定國突然發難，從背後將軍官一槍轟斃，另再將三、兩位聞聲趕來彈壓的軍官擊斃。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該營房內的革命黨頭目熊秉坤當機立斷，吹響集結哨子，隨即率領部眾攻陷楚望台軍械庫，奪取槍砲彈藥，宣布起義，並推舉隊官吳兆麟為湖北革命軍臨時總指揮，另還有排長蔡濟民和班長態秉坤一共三人為領導核心。
武昌起義,
進攻湖廣總督府
封建迷思之一: 軍階愈高，指揮能力必定愈好
吳兆麟指揮兵分三路於十月十日即晚進攻湖廣總督府，勢和破竹，翌日早上已攻克全武昌。自整個起義過程之中，足見熊和吳皆為非常出色的指輝和果斷的領導人，蔡則是中國同盟會湖北分會參議長，理應由他們三人繼續統領當地的光復戰鬥，直到匯合其他各處地區的起義力量之後，才再推舉起義軍的領袖才是。但令人非常遺憾卻是，革命只管革走舊有體制，卻並未革走革命黨人頭腦內的封建意識。武昌光復之後，革命同袍們竟然自慚領導人都只是「散仔頭」，並非高級軍官、將領，於是想到那位對革命思想不太反感的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根據曾經以死相逼黎元洪就範的革命軍人朱樹烈於回憶錄中記述，是革命軍將黎自床下底請出來，以槍威迫他當革命統領。黎於是從此扶搖直上，乃至登上民國總統寶座，並得善終，也可謂歷史對國人上上下下封建頭腦未改的嘲諷。
黎元洪出賣革命的論據
恐怕有點社會人生經驗的人都必會明白，你可以用槍威迫人當兵卒上陣，卻不可以用槍威迫人當將領指揮作戰，因為被迫者可以作靠害指揮，又可以跟敵方裏應外合……。而黎元洪之所以不願意作統領，就只有一個原因，他沒有革命豪情，而且認為革命風險太高，若然失敗，必帶來殺身之禍。為求自保，他必定會運用自己的權力，設法串通清廷。任何有社會經驗的人，代入他的無革命思想、自保心態加上被強行搏上戰車的憤恨，設身處地一想，都同意必定會作出串通清廷行動，所以此一論述是個以「可重覆公有經驗(指借串通以求自保的想法)」作依據的推理陳述，而非直觀式「應該會如此」的信念陳述。結果，到袁世凱揮北洋軍至該地進行清剿時，革命軍屢戰皆北，只能死守武昌，成為不久後孫中山提出跟袁世凱議和的戰局因素。從革命軍開頭每戰皆勝，至跟袁的北洋軍作戰卻出現戲劇性倒逆，屢戰皆北！還有不久後袁世凱找黎元洪當副總統，後來兩人兒女幼小成親……等，而袁跟革命黨自始至終皆處於敵對狀態，兩人上述事情除了是利益輸送，根本沒可能解釋得了。而袁之所以要輸送利益予黎，除了是黎透露軍情，甚至與袁裏應外合之外，黎還有什麼可以貢獻予袁呢？
封建迷思之二: 愈明亮的明星，必定愈英明神武
這一念之差，令至本來領導作戰異常出色的革命領導，卻由於他們自己或眾人嫌其建制地位低，要找一個軍界建制地位夠高的人出來，結果卻將一場偉大的民主革命夭折了，能不叫人掩卷嘆息？那麼，後來跟袁世凱的和談不是將敗局挽回了嗎？原來這又是另一個封建意識借屍還魂的故事！先前找黎元洪統領革命戰爭是還魂為「拜建制權威」，隨後聽任孫中山跟袁世凱議和則是還魂為「拜運動明星」，都是從不加思索，只管聽命權力差序格局最上層的心態所轉移而來。此話怎講？當年任誰都熟知袁世凱是個大野心家，連清廷都要解除袁的軍職，免得他會謀朝篡位。為什麼跟袁議和，讓袁做大總統，人人就都認為大野心家會老老實實當總統？任何人生經驗豐富的人都認為不會，熟識歷史的人更加明白，這類人必定會問鼎九五之尊。正正只因為孫中山這顆革命大明星覺得可行，認為只要規定他遠離北洋軍老巢，遠付南京就職，問題便可解決，全然一廂情願的想法。但卻因為孫中山是最明亮的一顆革命明星，再加上黎元洪不住在旁推波助瀾，人人便都熱議都不議便照辦了！！！這套思維當然更加未有顧慮到另些遠為覆雜的推拷，就是一旦清廷解體，選出總統，人人便都當作革命成功，只管舉杯慶功，革命軍團亦會解散，只剩下袁掌握軍權，到時袁若反悔，還有誰人可以阻擋？但是，即使不作此前瞻性推拷，恐怕多數人都會同意，大野心家不可能安安份份當總統;
如此議和，不啻是一場滿有面子的投降！
孫中山赴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途中，攝於上海火車站
難以致信的愚蠢決定:
其實敗局也並非不可挽回，何况勝敗乃兵家常事，最重要是看全局。其時全國各省都在訓練新軍，結果都成了袐密招攪革命軍的温床。武昌起義成功之後，各省革命軍團亦相繼成功起義，到孫中山跟袁世凱議和之前為止，已有十五個省宣布獨立，並已派兵增援武昌，不久可以抵達。自形勢看，民意支持革命，列強同情革命，訓練有素的革命軍團亦為數不少，只要撤換黎元洪，重新整編軍隊，將各省革命軍團置於統一指揮之下，勝算當在一半以上。革命從來就是知其不可而為，大衛挑戰巨人哥利亞的行徑，更何況形勢經已變成旗鼓相當？更加要命的一點還是:
議和是一個自相矛盾、前後逆反的決定！前十次起義跟這次武昌起義，全都是強弱極端極端懸殘的拼死一搏，跟清軍作戰大有可能吃敗仗，每一起義革命軍人都必定心中有數，「預咗」(粤俗語)！何解至到好運到臨，闖出了一小片天之時，卻只因為吃了幾場敗仗便要和大野心家作出一個純粹一廂情願的城下之盟？恐怕只有大笨蛋或者大懦夫才會如此糊塗！
這一惡評並非事後孔明，而是一盅孫中山怎可以出爾反爾的指控。前十次起義的志士，明知強弱極端懸殊，只會白白犧牲，都無非為了搏到有丁點可以跟清軍一決勝負的力量；今天搏到了，你卻因為沒有把握得勝而跟袁議和，又怎對得起為革命壯烈犧牲或致殘的數千烈士？那些熟悉這段歷史的時人或後來的讀書人，為什麽只懂得捧孫為神而不知為此感到羞慚？
最重要是真知灼見，忠於求真
但沒有理由所有人都是大笨蛋大懦夫，除非都被模拜革命明星的心態蒙蔽了頭腦。原來時至今日，絕大部分人的心態都仍未改變:
「他/她若不是最「有料」，就不可能成為眾社運明星之首。」至於怎樣為之「有料」，最有謀畧、最有學問、還是最有相關認識，則從未釐清過。再觀乎今日社運明星，大多可以從未取得任何成績，卻都可以輕易成為眾星之首。此無他，關鍵無非得到最大媒體追捧，明星又夠勤奮，懂得抓握在每一個傳媒前的作秀機會，於是不住得到採訪，同時公關和組織能力又了得，借著傳媒給予的知名度滾起大量追隨者，就成了社運明星，甚至眾星之首。但一場社運的成敗，最關鍵還是對願景、問題或危機有深入透徹的認識，並且就著這真知灼見開創得出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全然不是因為明星夠號召力。結束為時數千年的帝國統治，靠的就是這麼些的創造:
社會契約、法律民訂、統治者民選、三權分立、法冶制度、基本人權，這都是數以百計求真者的研究接力，再得到無數大眾求真參與者的接受、推行才得到的成果。否則的話，從另外一些相似價值，但不循此途的革命運動結果不難發現，推倒了一些帝國，再建立起來的，即使改了頭換了面，都仍然是實質上的帝國。一群十七世紀英國政治明星的放逐英皇占姆士二世，改從國外迎回其女兒瑪麗二世及夫婿威廉三世共同接管皇位，查實只是整個結束帝國統治歷程的最後一步。
一子錯，民主成泡影
人的才能沒可能面面俱到，只顧著力於作起義宣傳，攪公關等，必會缺乏史識及社會洞悉，導致謀略也不濟，此所以社運名星往往都不是稱職的運動領導人，而真人則將大部份精力用於洞悉世情，探求出路方案，往往並不擅長，也不太熱衷於作宣傳、作傳媒秀、攪公關，於是亦難以滾動得起群眾對他們的支持。這時群眾若不自覺封建意識、面子心態仍然牢牢掌控著自己的頭腦，培養不起求真的素養和方法，腦子內就只有傳媒吹嘘的浮泛理念，於是追捧社運明星就當作參與社運。時至今日，拜明星當作參加社會改良改革之人，往往對各類不同社運構成打擊。事緣每當他們接觸到不在明星旗下工作的積極參與者時，即時會傳給他們一個「你為什麼不幫某大人物手？」，「某某大人物不已經在幹著這些嗎？」等訊息。結果令到幾乎所有積極投入運動的人都對自己那一套可能是獨到的想法戰戰兢兢，不敢多作推動，甚至乖乖落到某大人物旗下，結果導致運動理念貪血及過早定型。孫中山先前的十次起義，向來都只起到宣傳革命的作用，全都並無後續計劃，根本不會有可能成事。武昌起義之所以可能，全在於清廷迫於內憂外患，終於頒佈預備立憲，並於各省訓練新軍，結果都成為各路革命黨招㩜黨徒，並且可以成軍的温床，全不是孫中山或其他革命領袖的劈劃結果。所以，一旦意外取得初步成功，要孫中山真的進行運籌帷幄之時，卻可以犯下極為愚蠢的錯誤，當年孫中山身邊必有不少人看到這盅交易只是非常有面子的投降，但礙於孫是個革命萬人迷，於是乎還了魂的封建、面子會自人人的下意識中叫他們自量，革命明星的思慮又豈是他們的區區腦筋所能夠想得通？於是都不敢提出異議，不獨將千載一時的革命果實葬送掉，更令中國從此全面陷入梁啓超的沙盤推演(見第二卷第九章九、十九、二、二)結果
: 豪強逐鹿中原的軍閥混戰局面，較之清朝末業，民主更之遙遙無期！
封建意識借腦還魂對中國近現代學術的影響
任教過大中學數理的老師教授全都清楚，中國人的數理頭腦一點也不比歐美人士差，高等學術建制和學府的人士、規模、設施等也跟歐美的一模一樣，但在有關學問上有所創發的卻小得完全不成比例，如相對論、量子論等的知識突破更加付之闕如。何以只談數理，那麼社會人生、政經哲理、文學、藝術等範疇又如何？全都差不多一樣，但礙於其餘的都難於作出不用懷疑的分析推論，所以只拿數理範疇作事例！於是「普遍人不重視，政府不在意，沒法作出客觀比較」等因素都可以馬上惕除。自雅片戰爭後，中國人都視數理為最上等知識，富國強兵的知識基礎，怎會等閒視之？其餘範疇則都可以拿民眾不重視、政府不在意、難作客觀比較等作交白卷借口，光這三點經已令到歸因於心態、文化等因素不容易成立。而且近數十年，國內大學跟數理相關各學系在師資、設備、資金等方面都已躍升至跟歐美大學相差不遠的水平，至此除了封建意識、面子文化、不講求真等在現代中國人的頭腦內借腦還魂之外，我們已找不到其他可以歸因的藉口了。
仍然會有人拿些設施，或者實驗團隊等作反駁，其實這只反映反駁者本身對純科學的探研並無認識。純科學研究分成實驗和純理論兩大範疇，根本上並無必要在設備、團隊是否追得上方面作泥漿摔角，就當作是仍追不上可也。而理論研究則絕對可以從單單只取得別人的實驗數據著手，從愛恩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看下兩段)，德布羅意的物質波量子物理模型(見第三卷方法論一「量子物理與唯心論的反省」及「對主流權威物理的反省才導致量子物理的奠立」)及至霍金的霍金輻射(從黑洞內發放出來)都是，霍金生時所任職的劍橋大學理論宇宙學中心並無任何先進又昂貴的實驗或天文觀測儀器，供成員研究理論宇宙學之用，他們只需要拿別處的天文觀測和實驗數據來進行研究便成。
最後仍然可能有人要死撐的，是種族或語言岐視，令國內的論文登不上有份量期刋。其實剛才談到的比較，並不是以在該等期刋的發表量為準，而是以國內有什麼開創性的發現計算，那就學界中人都可說個個心中有數。若更要拿5G通訊、超級電腦等來作反駁，則可說是自暴對科研的無知。你的電腦比人家的快一點點，無綫傳輸加快，可以純粹是資源投放的強度有以致之，甚至只是商業決定，而不用理念或技術特破，純自然科學上的更不用說。
「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今日學子雖然不再背誦，但若你隨便問問中國人，九成以上都認為求學為了功名富貴、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上學就是為求成績亮麗的沙紙，求夠高的學函，求畢業於夠威望的學府。反而你告訴他們上學是為求知求真，他們倒會懷疑你是否來自火星，起碼都要認定你乃居於「堅離地城」(港潮語)！愛恩斯坦若生於中國，今日很可能不會存在核子大戰危機，不過二戰後的戰事也很可能為此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因為愛恩斯坦當文員之時，若果將其光電效應論文遞交中國的大學教授，人家只會將之投入字紙簍，更會將其相對論視為天荒夜談。喬布斯和蓋茨若生於中國，最後只可以成為售賣電腦、手機和視窗軟件的小老闆，皆因他們都是大學仍未讀畢便中途退了學！當然，愛氏當年的光電效應論文乃傳了給瑞士蘇黎世大學，一處具有求真熱誠的地方，內裡的教授並不會被封建意識給借腦還魂也不自知，自不會只顧什麼等級位置的上下打量他，而且還給予他在發揚其科學發現上的方便，頒了個博士學位給他，後來愛氏更因此發現而獲頒諾貝爾獎，而太陽能光伏板的發明，就是奠基於光電效應的原理之上。
中國人最好更加能夠了解得到，愛恩斯坦之所以研究相對論，動機並非為了出奇招來拿下諾貝爾獎項，令自己金錢和學術地位雙收；而是出於好奇和設法求取得到真相！那就是對美國米高遜和莫來二人以干涉儀量度光朿進入干涉儀的相對速率乃恆常不變，不管干涉儀乃以高速衝向光源，還是以高速飛離光源，光朿射進干涉儀的相對速率都是不變的每秒299792.5公里，完全背離所有人的時空常識和牛頓力學(詳見彭耀階著「狹義相對論的推證方法和求真透視」)！愛氏大惑不解，覺得非要探究個水落石出不可，這才是他工餘個個晚上研究物理的原委。喬布斯之研製個人電腦，也不是為當世上首富，而是對政府才有資源擁有電腦這一點深感憂慮，怕資訊會被當權者壟斷，於是想發明一部人人都用得到又買得起的個人電腦，甚至當他覺得大學內教的東西幫不了他實現理想時，索性中途退學，改為跟隨一位在個人電腦研發上有心得的個人學習及開發。換過是中國大學生，故然之從不會覺得只有政府才可以擁有電腦的話，有什麼值得擔心，即使有學生竟會夢想發明個人電腦的，也必定先打探那所名學府有那位電腦名教授，然後設法考進去當其生徒，至於那位名教授所鑽研的是電腦當中那個微細專項，反而不在他考慮範圍，總之絕對不可能連大學也不上的跑去追隨一個無任何建制地位的人學習開發個人電腦。中國人寫文章的也經常談及愛恩斯坦和喬布斯，但卻幾乎絕口不提他們的成業過程和背景，總讓中國人有個錯覺，他們之成就大學問大發明，都是因為當上了名學府名教授或者巨企總裁所至。在中國人眼裡，你若無建制地位，就算你會飛，也什麼都不是，所以必定不會像語理分析哲學開創人維根斯坦一般，五十多歲年紀仍然為了能夠在抵抗德國入侵的事情上做點事，毅然辭去尊貴又權威的劍橋大學教授一職，轉到醫院裡去當庶務員。昔年領導武昌起義成功的熊秉坤(見本章十、八至十、八、二)，正好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國人寧可找來一個從未指揮過打仗，又從未想過要鬧革命，唯獨是建制地位夠高的協統黎元洪來指揮革命軍跟北洋軍對決的硬仗，也不肯找無建制地位，但能夠在千鈞一發時刻當機立斷，成功號召及領導起義，並且成功攻佔武昌的熊秉坤。
中國人其實幾乎盡都是如此這般的建制主義者(見第九章九、四)，學歷高的亦相差無幾，可說是不分學歷、宗教、政見、思想、觀念都同樣，正因如此，整個社會都充滿建制構思，沒可能例外。當中能夠廣被於社會，然後不斷又不斷捲土重來的，不用說都必定離不開是由建制主義所創生、催生或衍生的事物；此所以清除建制主義實乃扭轉華人世界命運的其中一個關鍵按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