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暖化

不可逆轉的失控式全球熱化極可能出現

作      者:    Dr. Jeremy Leggett

中文翻譯:    林平嶽(二OO七年九月)

翻譯編輯:    陳啟光    彭耀階   

(第二部份)

 

隨著氣溫的上升,凍土就會較預期急速地開始融化。在擴展中的濕地及過度氧化的有機物中會釋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及另一種更強勁的溫室氣體:甲烷。然而,由於淹於水中的泥土比乾燥的土壤能釋放多100倍的甲烷,所以這現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泥土下的地下水的水位而定。[ECES:北極苔原帶和永久凍土帶實際上已經開始大面積地融化——參看在〔全球在變暖 : 北極〕中一系列文章。]

 

全球雲層覆蓋現時在重組中,對我們亦同樣不利,創造了新的【 正回授】因素。比現時形成更多的高空(夜光)雲彩。它們內中分佈不少能吸收大氣中熱能的冰結晶體。據IPCC的報導,這個回授對大氣變暖可以起正或反作用,視乎冰雲的物理性質而定。以最壞可能情況分析,運氣並非在我們這一邊。[ECES 注:1993年,科學家開始匯報了前所未有的夜光雲的出現 -- 以前只會出現於緯度高於40度如科羅拉多州和猶他州地方。請參看下文。]

 

與此同時,嚴重的乾旱已在多個緯度層面上展開。雖然人們可能預期植物會由於二氧化碳的"施肥效果"而使它會生長得更茂盛,但事實由於其他因素的影響、結果適得其反。土壤濕度減少,森林火災增加,植物害蟲叢生,還有紫外線B輻射增加等,這都是二氧化碳增高的負面因素。因此,陸地生長的植物,由於上述原因比預期更難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結果造成二氧化碳的濃度更高,將氣溫推至高於先前所預測的溫度。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今天有部份已成為決策者。由於氣候變化的多樣性,自然有些地區的氣溫只是輕微增長,但是大多數都是承受著嚴重的生態創傷。起初溫室效應看來是這樣,某些地區氣候變得更加溫和,農作物產量攀升成為一個"短期贏家"的虛像,但在世界經濟急劇動盪情況下很快又已急轉惡化。國際上早已採取了削減溫室氣體排放措施,但仍不夠深入到能夠穩定大氣中的濃度。相對於受環境災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而言,節約能源和提高獨立能源所得到的經濟效益在相較之下就簡直微不足道。

 

厄運持續下去。大氣對流層內的化學作用已經開始向人類對著幹。氫氧根儲存庫(原是大氣層的一種清潔劑,能氧化多種類的污染氣體),受到大氣中過量的甲烷,鹵代烷烴(譯者注:鹵代烷或稱鹵代烷烴,是指烷烴分子中的一個或多个氫原子被鹵素原子(氟、氯、溴、碘)取代而成的有機化合物,化學名為:HCFC,HFC),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所破壞而受壓。這些氣體數量的增加本身,另再加上它們在大氣層內逗留時間的延長,結果又把全球暖化進一步推高。[ECES: 20015,科學家們報道了:氫氣根的水平下在19792000年間下降了百份之1024。請參閱本文題目:【污染:空氣更多】

 

與此其間,污染繼續不斷地侵襲。無止境地擴大的全球汽車車隊不停地排放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這些氣體是破壞流層內臭氧層的始作俑者,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溫室氣體。

 

現在,北極正明顯地回暖。圍著冰層邊緣的冰開始溶化,減少北極的反照率,這樣就提供更多的【正回授】因素。北冰洋的水溫更加進一步暖化,有跡象顯示陸上的冰層在減薄。到了這田地,【最壞可能情況】已出現在眼前。北極大陸架上的海底〔水合甲烷〕開始失去平衡。〔水合甲烷〕是一種像冰狀的固體物,它是由結成網絡狀的水化結晶體造成,這些水化結晶體在受壓之下溶有大量的甲烷。地質學家們發現這些與大氣分隔的固體裡蘊藏了雖未經量化、但顯然有很大量的甲烷存在。氣候變暖能令藏於多年凍土帶和高緯度海洋的淺海中的水合甲烷固體失去平衡。(譯者注:甲烷就會被釋放到大氣中)

 

全球氣候監測系統檢測到大氣甲烷濃度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增高。為此,聯合國開了個緊急會議,通過以最徹底的方法來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但可惜為時已晚,一場失控的溫室效應已經開始了。

 

【最壞可能情況】的爭論已不再在於它是否可能發生,而是它實質上是可以發生。讓我們考慮一下一些碳儲存體在全球碳循環生息的週期。千多年來直至工業革命前夕,大氣載有大約 58百億噸的碳。現在它含有75百億噸。仍未被開發或等著被燃燒的煤炭和石油儲存量就總共有4萬億噸的碳。由於仍有這樣多的碳蘊藏量,就算是再燒它一小部份,我們都不能承受,然而,石油和燃煤公司仍不停地在發掘更多可燃燒的能源。

 

在土壤中的碳有 15千億噸,當中一個好大部份會造成【 正回授】風險。每年大氣中儲存有接近900億噸與海洋裡儲存有39萬億噸的碳互相交換。大氣中儲有約 1千億噸碳與陸上植物中儲有 75百億噸的碳互相交換。每年差不多將近四份之一的大氣中的碳會循環到陸地和海洋生物裡。在這樣大的基數下,即使是細小的變化都會對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產生巨大的影響。

 

雖然在IPCC的科學-建議程序中尚未提出過,但它實際上是為【最壞可能情況】尋求一個策略性的定位。歷史上對所有軍事威脅的評估向來都是因應【最壞可能情況】而作出相應的對策。

 

故此,保障環境安全亦應得到與軍事威脅的同樣標準來處理。

 

199010月有一份名為 抑制全球暖化行動綱領 的日本政府報告中,第一頁指出賭注究竟可以大到甚麼情程度。內中說:「有必要穩步推行一些可行措施而使全球暖化變得不會太明顯及不會造成不可逆轉的狀況。」他們用 可行的不可逆轉這些字句就清楚表示他們感受到做與不做(譯者注:做就會受到壓力、所以才要可行的 不做又要面對不可逆轉)的兩難張力。這份報告反映了一個代表日本13個內閣部門而設、負責日本氣候變化規劃委員會的觀點。

 

在國際貿易和工業部門眼中看來 "可行的" 實際上與現時能源工業現狀相差不遠。相比之下,日本環境廳的科學家已將他們看來會 不可逆轉的現象在轄下數份刊物中明確表達出來。例如:19914月一個對日本環境及文化的諮詢小組作了以下的紀錄:擴張主義包含只肆意破壞而不作彌補的意思。如果我們拒絕接受這個定義,我們將冒著製造一場不但只葬送一個國家而是毀滅整個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危機。  。由此可以看到【最壞可能情況】不單只是環保人仕的語言,而已是靜悄悄地滲入政府發表的文字之中。

 

比較起政府經常用花言巧語來強調實施削減排放所遇到的困難與經濟上的負擔而言,如上的例子始終是個少數。不幸的是,決策者眼中所見到的是對暖化作出反應與甚麼也不幹的風險同樣的大,甚至幹比不幹更大。一個可悲的墓誌銘就可能出現在人類的墓前,上面寫著: 我們曾想過拯救地球,無奈領導們始終說代價太高。

 

政府間氣候轉變審議會(IPCC) 1992年報中沒有處理到生物回授對全球暖化影響的問題。報告中有一句是這樣寫的:模擬氣候變化的模型內未有加入生物回授這個因素。 不幸的是:由於某種原因,沒有人指出這個疏忽,決策者亦無由得到教誨。

 

同樣的情況在2年前就截然不同。當1990IPCC 在英國溫莎鎮發表時,是由幾位著名生態學家及古生態學家參與的。當時在 對模擬模型的信心的一節中有以下的陳述:

 

由於天然資源及溫室氣體的‘吸收物’ 對氣候變化特別敏感,它們會大幅改變未來溫室氣體的濃度……. 看來很可能發生的是:隨著氣候變暖,這些回授將導致天然溫室氣體整體量的增加、而不是減少了。故此,氣候變化很可能會比我們原先的估計大 。換句話說,小組很可能是低估了全球變暖的 "最佳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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