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嶼山環境運動回望之一:

1986年:序幕,大澳道旁白千層

作者:彭耀階   Pang, Yiu Kai (Hong Kong)   Sept.,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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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底,終於遷居到大澳番鬼塘村最高一幢村屋的三樓,可以天天看著伶仃洋的風雲幻化,與今日的天天霧霾可謂差天共地。天天在大自然至純至美的日落、晚霞的浸潤之下,漸漸生起一陣在當時來說仍屬頗為陌生的念頭,雖則這念頭的形成背景,是十多年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球地理,數理化生文史哲的自修研習和世界各地的探險、遊歷:最美好、最奧妙、最智巧的東西不已經存在於大自然裡頭嗎?大自然確然不易讓人親近,生命延續機制亦叫內裡眾生飽嘗苦痛,是以體悟大自然那至真至美至浪漫的代價絕對不菲,然而人類的未來方向,豈不還是應該與至真至美的大自然為伍,清楚了解人作為世上僅有的,為大自然所孕育出來的智能生物,在地球生命體系內的應有角色,這豈不應該是運用人的智能,在減卻眾人和眾生之苦和不拂逆自然之道的前題下,將大自然內藏的至高價值拱固、發揚,最起碼也有責任將過去萬年來由人類所加諸眾生身上的苦痛減除?

其時正處於在我來說近乎奇蹟的職業高峰。念完小學便失學,才十二三歲便離家獨個兒到市區當學徒的我,曾以為一生過的將是基層勞工的生活,没想到後來勤於透過書本認識人間世萬事萬物的愛好,又可以輕易以不錯的成績考獲倫敦大學預科畢業。念了一下航海電子,當了多年航海電訊員,再自修了個大學學位,時年三十歲,獲聘為石油探研船上無線電訊和翻譯兩部門的主管,工作於海南島外美國石油鑽探公司和中國政府合營的探測研究船上。「男兒北望有神州」。一位大澳鄉里教師這樣贈我,但顯然她對我的認識不深,總以為我就是個學科技的人。

工作四星期、休息四星期的更期,令我四個星期長居於番鬼塘村之上,背靠聳立著林木葱鬱、危崖處處、景色奇雄的牙鷢山,前面望著四時皆風雲幻變無窮的珠江口和伶仃洋,然後四個星期回到滿佈各類大小儀器的探研船上,隔著數百米水深往海床之下鑽呀鑽的,設法找到石油之所在。這種鮮明對照對立的生活,令我經常聯想到二者之間的關聯,亦終令我認識到化石燃料的開發必對大自然構成破壞,極難二者兼善,只可以二擇其一。故此當我深深體驗到一切盡在大自然之中時,便決定放棄科技工作,回歸自然。

這個人生轉捩點,沒想到連香港教統局也以介紹我這人生轉向的英語文章作為一九九七年中學會考的英文科試題,致令原本僅屬個人的人生決擇小事,忽地又會在社會上泛起小小的漣漪。


 

我復悠然

 

當年回歸大自然的概念,除了居於鄉郊,可與大自然為伍之外,就是得過「我復悠然」的生活。大自然就是人類基本生活資財的提供者,同時透過人的內心世界來調節我們的生活節奏,我們只需要順應著大自然的節奏、韻律、氛圍、美感,不慌不忙,緩急有度,人的營生與大自然的給養便會自然調合,不會出現嚴重短缺。回望兒時的大嶼山沿岸,簡直就是海產寶庫,蜆、螺、蠔俯拾皆是,沙灘上一堆堆的都是活蜆。自汾流、大浪灣至貝澳、拾朗等灘邊村落,家家户户都有大玻璃瓶子剩載的蜆乾、貝乾之類。泥灘、濕地上則佈滿蝦蟹,捕之即得。假使人類全都居於熱帶至亞熱帶海邊,又懂得節制人口,兼懂得節制所捕所採,不使出現減損,悠然地過活,若更懂得群體均權協作,使幼有所長,老及廢疾皆有所養,則今天人類大部分每天所面對的苦痛根本上都不會存在。我們若缺乏自然和社會知識,會誤以為必須要拼手抵足,盡情攫取甚至你死我活才可以求得生計。今天不同了,人類多個世紀以來在自然科學和哲理上的努力,已經擁有了足夠多的知識,讓我們可以了解到,我復悠然地過活,讓人與他人、他生和大自然可以諧協地共存共榮,免卻出現碰撞,才是智能生命的正道,否則智能和科技的誤用必終做成各方的大毁滅。當然,時移勢易,八O年代的海邊已經海產所餘不多,我只能夠按照原理,另辟蹊徑,還要設法將已被大幅破損了的生命體系復原,還要成功應付和懂得善用人類已經發展了起來的高科技……那就是,當年在我個人來說:每週謀生工作只花十餘小時,其餘時間若不是拿來做應做又愛做的,主要就是用來認識世界,那時候跟往昔自學有些許不同,雖然都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地球,卻少了數化生,只餘文史哲和物理,不過另加添了環境生態,香港大自然,還有整全哲學。初時都是以私人授課來實現「我復悠然」,主要教英文、數學和物理。我不稱之為補習,乃因為當中有些是成人學生,他們都只跟我學英文。多年後也有多位學生家長曾經是我的成人學生,在我的教導下會考英文科得以過關,當中有幾位都馬上在職業上立時得到晉升。當中又有兩位因為對我的完全信任,令我多年後可以拿我自行發展出來的整全教育課程和教學法去教導他們的子女,只可惜為時不太久,只得兩年光景,皆因進入新千禧前幾年,香港經濟急速下滑,這兩家人也都要緊縮開支,九八年後上課時間都裁減了,我也只好乖乖做回他們兩位女兒的補習老師,緊跟會考課程綱要授課。雖則那兩位小妹妹只在高小和初中階段接受過我兩年的整全教育培育,但她們在立足社會之後,都有非一般的職業發展。一位當了出版社編輯,另一位成了有丁點知名度的電視藝員,而且後來2O13-14年無線電視聘請我當自然生態顧問之時,她正好就是正在製作中,要找我當顧問那套劇集的女主持,但不知怎的,到由我擔當該劇集的顧問,所以第一集也要在我的策劃之下重新攝製時,無線忽然換了由應屆港姐做女主持,我也曾向製作組要求找回我的學生繼續當,讓我們可以師徒合作一輯無線為數不算多的,真正有公眾教育意義的連續劇集:「山系女行」可惜製作組並不答應,堅持要找港姐做女主持,原因不明。

 

 

整個社會的我復悠然

 

至於整個社會的我復悠然,剛才談到的只是個不問轉型途徑的假想方案,光光原理原則本身已經是一門難於掌握的學問,又至於如何以漸變而且微沖擊的模式達成,則更之是一門嶄新、宏大而且精深的大學問。若果採取硬來的方式,又恐怕目的達不到之餘,更會引來諸多無法預料的可怕後果…………自知一時無法回答這挑戰,只可以做到個人方面的我復悠然。不過,當時所可以知悉的,卻是人類必須能夠成功回應這挑戰,否則的話,由勢利眼所驅動的經濟徵逐令人不會服膺大自然的機制和韻律節奏,人類只會走上跟大自然全速劇烈碰撞一途


我復悠然碰上勢利眼


如此我復悠然地過活,想不到也有些許意料之外的代價。原來四週鄉里只會當你失業,沒法找到工作,只好幹些兼差過活。其實私人教學的工作令我也有興趣了解學校教育的詳情,於是後來在88學年度分別在大澳永助小學和梅窩官立中學各執了一個學期的教鞭,誰料期間有一次當我在一間慣常幫趁的餐廳吃飯時,老闆竟然坐下來對我說:「現在好啦!找到一份好工,我看你不用再住偏僻山邊房子,搬出來住在街上可也!」真叫我想笑又笑不出來,只好對他說,我住山邊跟金錢、收入等並無關係。當時沒有告訴他,我三、四年前及更早期的電訊部門主管收入更是今日的數倍之多,我都沒有住在街上,假如我是大富大貴的話,更之只會遷到偏僻的深山之內,絕對不會住到街上來。


是時我才驚覺到,絕大多數人都是用錢和色來打量週遭認識的人,或可稱「勢利眼」,週遭的人亦正因為人人都如此打量他們,也都顫顫驚驚地按照別人的打量做人。老闆可能不好意思說出口的,還有用色打量,你這人三十有餘仍未成親,定是沒錢蜜運,或者沒錢成婚。少不得還有:你若真的這麽有道理,為什麼又做不了高官,贃不了厚祿?的確,不太久之前才有位兒時相識的朋友找我作伴郎,他告訴我,打從十五歲開始,儲蓄了一生,終於夠錢成婚。我當年只顧替他喝下貴價而不覺物有所值的拔蘭地,沒空跟他討論人生意義。今日老闆對我這一評說,卻使我如夢初醒:環境,乃至社會問題的叢生,根源在於人的僵化,緊跟公式做人,對美好事物視若無睹,不加珍惜,他們之所以如此,原來純因為他們只按別人的打量做人,尤其是要緊跟著勢利眼的,但又永沒踫見別人這樣打量他:「你怎可以炎夏開大冷氣蓋大被睡覺?你怎可以投票給歪曲事實的議員候選人?…………」他們只聽到:「你怎不勤奮點賺錢,可以住到吃喝玩樂購物都方便的街上來?」他們愛當勢利眼的……!但很不妙,當我再想想全球暖化、陸地海洋空氣三污染、環境和社會公義等前景,不由得不寒而慄!原來勢利眼跟解決各類環境和社會問題所需具備的行為選取方向絕大都是對著幹。活了幾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勢利眼所導向的,都不是美好的事物,頂多只是權和錢,然而可以造就美好事物的權錢,偏卻又不是勢利眼所要鼓吹起來的。

又或者,誠如浸大地理系教授張保民於九O年代所言,「中國近世二百多年赤貧綫上的掙扎,會令人將權錢以外的所有其他價值甩掉!」乃至今日稍稍富了起來,唯權錢是尚就會轉化成勢利眼,到處向別人投射!懂得講兩句理論的勢利眼更會振振有詞:「刺激人向上爬,不好嗎?」即是說,他們看不見上兩段談到的道理,勢利眼只鞭策出勤奮但自私短淺而愚昧的群眾出來,這類群眾的確可以自赤貧綫上得到爬升,但不顧他人他生和社會大自然的爬升過程會替社會和大自然製造出數之不完的新鮮問題和危機出來,假以時日,此等問題和危機又會將大多數人扯回原地。

後來講我復悠然講得大了,卻萬估不到多年後才驚覺得到,連這照說不會有社會副作用的做人原則倡議也可以遭人濫用,構成殺傷力。多年後在認識的人當中,然有幾位我復「悠閒」了,卻不是憑簡樸,所以開支小,又有不破壞文化、環境的良好謀生技能得以至之,而是靠顛倒大是大非,或者炒賣房地等比不簡樸更具破壞力的手段,來弄些易撈錢好讓他們得過悠閒兼不會遭勢利眼看扁的生活!那時我才明白,即便講講我復悠然這麼個人的人生取態也要先行洞悉通透,不能只講願景,更重要還是拿揑好方法,在個人來說,方法就是剛才提到的「憑簡樸,所以開支小,而且又有不破壞文化、環境的良好謀生技能或是什麼其他的得以實現之!」但若要提倡推廣,讓人類不用再跟大自然走在劇烈碰撞的路徑之上時,在這個工業社會之內,卻並不容許人人如此做人,即使一兩成也容不下,都會被大多數人威迫利誘給納回社會「正軌」!皆因不管什麼制度下的工業社會,其經濟都必須藉著刺激消費來維持,以免會引來不景氣循環。偶有一些看得透這個工業社會怪胎的人,卻忽略了自己頭腦內的機械式思維,又妄圖以整體經濟規劃作為出路,否則另就有叫人自己躲起來悠然簡樸,在暗角觀看所有其他人拼命贃錢,盡情耗用物質,張大眼讓工業文明跟大自然全速碰過正著。自然也少不得那些「有心就成」人士,天天在參與救亡者仍屬鳳毛鱗角的現實之下幹些無關宏旨,甚至毫無關係的鎖碎小事…………所以,想求取得到解決方案,讓人人得享我復悠然,人類文明避過與生命延續體系發生碰撞,就必然是一門未經開發,兼且龐大及艱深的大學問!(見作者彭耀階著「整全求真及方法論第三卷方法論一」)



植樹活動


八四年後長居大澳的生活,令我很快察覺到,大澳道兩旁並無植樹,由宣道會幼兒園至梁屋村一公里半的小徑兩旁也没有。「找協青社辦個植樹活動不就成了?」協青社正是大澳地方上少年人自發創辦、義務參與的文康活動團體,於七O年代初成立,旨在為大澳居民和青少年提供文娛康樂活動,尤其是在暑期。八六年想到要植樹時,協青社長乃廖廣生,他念小學時曾當過我的童子軍學員,其時正在理工學院念會計,仍然視我如師長一般。我將計劃告訴他,他馬上著手進行,由協青社主辦,向區議會申請了一些經費,邀請到漁護處提供樹苖,並且邀請到鄉事會、佛可中學和幾所大澳內的小學一同參與活動,場面不可謂不熱鬧,活動也辦得甚為成功。今天大澳道兩旁所見的白千層樹,正好是三十多年前該次植樹活動的種植成果。



這種處理公眾事宜的手法,跟香港當時盛行的,乃至往後數十年經常被市民看見的,可謂截然不同。沒有傳媒前指責政府或保守勢力,沒有遊行,記者招待投訴大會也沒有。參與其事的就只有學校和地方社團,故而大澳居民知道其事的也不太多。同一回事,大可以轉換成先動員一群好事街坊出來指責路政署失職,然後社長出來在大澳道上邊行邊向傳媒講解大澳道兩旁沒有植樹是如何不妥當,如何不符合新界道路的慣常設施等。如此一轉,不獨可以令到不少香港市民知道有這回事,更可以令到協青社和社長在民眾之中豎立聲望,豈不更妙?

個人倒認為理性探討以外之事物,跟老子道德經中所說的「兵」性質一樣,只殺傷力小得多而已。人之所欠乃按理性(見作者彭耀階著「何謂理性」)行事,而非將他們認為正確的一套,透過傳媒機器或群眾壓力加諸別人身上。而老子早有言:「兵乃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之,括淡為上。」

 



自生自發的公民社會


大澳自有小漁港以來,由水陸居民自發舉辦的社會活動本來就多如牛毛,由宗教慶典、傳統節日、派米濟貧、康體活動、金錢互助、至興辦義學等不一而足,絕對不是只知吃喝玩樂。我於五O年代末年在大澳上過的學校,「民權小學」,正正就是地方上的文職人士自行結的社團所興辦的。原來民間興辦義學更可以追索至明末的「協和社學」,古樸的校舍位於太平街上,直到新千僖年代初才終告不支倒下。由知識青少年自發組合起來,而且年年辦的文康活動,乃始於六O年代中。這一群文康活動攪手辦的雖則是長年活動,卻並無結社,經費乃向區內鄉紳慕捐而得,主要活動為供大澳青少年參加的暑期夏令營,一份免費派發給大澳青少年閱讀和自由投稿的月刋,還有一組附設於大澳學校內的童子軍旅:離島第一童軍旅。我當年為時十五歲,凑興到那裡當個教練員,他們不久送了我到九龍地域童軍會就讀第一見習童軍領袖訓練班,為期一年,畢業後不久我向旅長提出了十四點改善建議,怎料他但沒有譏笑我知多少少便要強出頭,更即時把我躍升為團長。我的社區參與,乃至後來發展起來的整全教育哲學雛型,便始自那幾年全不跟隨童軍會教程、純然自編自教的幼童軍課程。

一眾文康攪手後來忽發奇想,結伴移民到美國開闢新天地,往後青少年運動即為前述協青社於七O年代初期所承接,初時辦新生文社,主要活動為圖書館、月刋「新生文集」、廉價補習班、另各類文娛活動等,然後於七O年代中正式結社,成立註冊社團,我也應了他們邀請成為社員,並替他們撰寫會章。他們其後所辦各類活動,包括暑期夏令營,供區內青少年閱讀及投稿的月刋「大澳青年」等,當中最成功者當推由其話劇組舉辦,地方上青少年、兒童自編自導自演的話劇,每次推出皆成為坊眾爭看的節目。

由大澳本土自生自發社區活動的興旺程度可知,只要社會提供得到自由的土壤,個人具備得到足夠多的自由,包括所作活動,只要合情合理,即不虞觸怒某些勢力,因而受到報復或懲罰,自然會有一些胸懷公眾利益、社會公義、更美好世界而且志願貢獻的忘我者從人群之中站出來,推動社會前進,更重要就是帶動所謂公民社會的形成,而且這些真正居民自發的活動更之可以真正發揮到優化、提升社區居民心靈、品格、知識、藝術、公義心和公民意識的作用。



時代已變,公民社會亦有待進一步提升

之不過,現在回望上世紀至七O年代為止的民眾自發活動,又確實是欠缺了幾項頂重要的新鮮項目,有待補上,環境保育當然是其中一項缺失了的,況且漁民正好是環境破壞的主要受害人,兼且首當其衝。馬會診療所附近一帶棚屋,名為生釣棚,正好區如其名,該處棚居漁民都是世代搖著尾橹小艇至對開海面垂釣,便找到生計,足以養妻活兒,唯是至八O年代後期,即便當中最精壯的一位,也感魚獲不足,無以為繼,終於要離鄉別井,轉到維多利亞港口的躉船上當勞工,其他生釣漁民則多轉到遠海漁船上作幫工,只一名老早轉行學搭棚的,後來當了搭棚老闆,可以長居大澳,經濟並且大有改善,看來生活美滿。多年後偶然跟該位轉到躉船當勞工的兄台碰面,但見失落之情溢於言表,卻並不由於生計,而乃由於幸福生活的喪失。回望八O年代跟他偶有交往的日子,他都是日間賣完漁獲,還有私貨剩下,晚上招朋聚友,啤酒海鮮的,好不開開心心。跟我認識的多位漁民,當中不少更加由於漁獲劇减而引至更為悲劇的下場


1990年代

我對此當然不無感觸,亦得到一位專門探討大澳漁民文化的友人提供各項相關資料數據,進行因由探究,終於找出珠江口漁場自五O年代開始趨向衰落,當中最戲劇化一擊就是大澳漁民命脈------黃花漁迅的消失自此之後,珠江口多種漁迅亦於其後四五十年間先後消失。究其因由,早期乃由於濫捕,後期則以海水污染為主,濫捕為次所造成。

回到植樹事宜,當年只考慮到大澳道和往梁屋村小徑兩旁應該植樹和提高一下大眾的環保意識,萬萬沒想到八六年在大澳道兩旁種植白千層的活動原來正是未來歲月如火如荼的環境和深淺綠運動的開幕禮。

往後,我還親身實現了這些自發運動往縱深處那一步又一步的發展。